在浦東開發開放25周年之際，中共上海浦東新區工委第一任書記、上海浦東新區管委會第一任主任趙啟正接受本報專訪，就浦東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，暢談自己的想法小平同志說過，珠海面向澳門，深圳面向香港。我們該面向誰？我們當然應該面向全世界。
浦東與上海的未來，要保持全國的先進地位，就一定要成為實實在在能夠與國際對話的城市。不僅是經濟，還有文化，不但要走出去，也要吸納全世界優秀成果和文化，浦東、上海才能成為中國觀察世界的較高平臺、接觸世界的觸角、吸納世界的管道。
浦東開發開放，到今天已經25年了，我們的認識要再提高點。
不論過去現在，改革總會遇到困難，有人常嘆，時代不同了，不能像過去如何一般。時代不同，這是事實，也會對我們的思想有影響，但無論怎么不同，我們要記得，作為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做貢獻，是義不容辭的，如果大家懶惰下來，中國還得繼續落后，因為從綜合實力講，中國還不是強國。
回顧歷史也一樣。歷史不能改變，但怎么挖掘，可以不斷有新思想，比如不同的著眼點，或是希望從中吸收哪些在今天仍然可以運用的、發展的，就會有收獲。所以我們可以常常回頭看看，會不會有些遺忘在角落了，我們可以把哪些拿出來，擦掉灰塵，讓它重新發光？
先用心，再用力，很重要。
多承擔、少請示常有人問，當年浦東那么多突破，改革勇氣從何而來？
我說，第一要看“一把手”敢不敢承擔責任。“一把手”都不敢承擔的話，誰敢承擔責任？
第二，如果有人做錯了，除了腐敗以外，犯小錯不要隨便譴責。
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有位著名的指揮，做了幾十年，退役時有人問他能在樂團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。他說，當我指揮時，發現有樂手演錯了一兩個音符，我絕不多看他一眼。因為他一緊張會更錯，只要知道自己錯了，我不會嚴厲批評。所以當年有人因此開玩笑，說我有德無威，沒人怕你。我說怕沒用，不如心服，這樣大家的膽子也會比較大。
當時我還有一個說法，多承擔，少請示，也受到不少議論。
當年有一個很大的顯像管廠，一個大型造紙廠要在浦東投建。但在日本考察時，夏普的領導赤坂說：今后10年，中國將是世界最大的顯像管電視生產國，日本將是世界最大的液晶電視生產國。就這一句，我知道顯像管要落后了，于是不要了。對方說條件很好，市場巨大，我們還是拒絕了，不請示。造紙廠我們也不要，造紙要用很多水，還會污染。對方說，紙漿在外國造好行不行，但后續過程仍然會有污染，我還是堅持不要，也不請示。
如果樣樣請示，層層匯報，萬一哪個領導說，那么大投資，要不試試吧，怎么辦？一個好項目萬一某領導否定了，你就做不下去，怎么辦？諸如此類，我承擔責任。事事自己不愿意做主，事事請示，必然會拖拖拉拉延誤時機。
那什么該請示，什么不請示？我說假如你是浦東的一個局長，這件事只涉及你們局內部，不請示；涉及兩個局之間不是很大的事，自己協商不用請示；涉及全局的，比如要修改財政預算，改市政規劃，那請你上天橋，我在天橋上等你，隨時。
當年浦東開發開放，也有難度。浦東原來除上海之外的中國人都不大知道，不了解，更談不上信任，誰來投資呢，開發就很困難。
所以當年我們大量召開討論會，通過中外媒體表達浦東開發的意義。凡是記者來，我們都不謝絕，出國訪問期間，我們更主動接待記者，接觸名人、大公司，有人說趙啟正好出風頭，好表演，沒關系，因為我不是為自己。效果呢，最近我新找到一個證據，一本在美國很有名的分冊地圖ATLAS19上海物流公司95年版，這是世界上第一本標有浦東的分冊地圖，甚至當時中國的分冊地圖上也沒有。
仍要站在地球儀邊上思考浦東干部應該具備一個很重要的素質，是應當站在地球儀邊思考問題。這是我當年的一個提法，我覺得今天仍然需要。當年這么說，是因為我覺得浦東有獨特的優勢。小平同志說過，珠海面向澳門，深圳面向香港。我們該面向誰？我們當然應該面向全世界。
上海物流專線 在地球儀邊思考浦東開發，是指我們要經常思考預定的開發目標中，浦東在上海應處于什么位置，上海在世界經濟格局中處于什么位置。
由此，我們的規劃，包括功能規劃和形態規劃都要達到足夠高的國際水平。我們不能只吸收世界的資金和技術，還要吸收世界的智慧。
我曾對基辛格說，上海不僅要面向長江流域、面向全國，更要轉過身去面向太平洋，我們要吃太平洋的“鯊魚”。
這么說，我是有理由的。國家之間的對話不是整個領土的對話，而是少數經濟城市與政治城市的對話。政治對話通過首都進行，經濟對話則主要通過幾個最大經濟城市進行。在中國，能夠進行國際經濟對話的，一是香港，另一個上海，還僅是屬于最有資格的后備者，因此才需要浦東開發來振興上海。所以，浦東開發的目標，就是使上海成為有資格代表中國進行國際經濟對話的城市，需要在人才、設施等方面全方位提高。
當時我還受過一個刺激，訪問日本阪神地區時，對方領導說，阪神的經濟大體占世界1%吧。人家不說占日本多少，只說世界。當時我就想，這是怎樣的眼光啊。上海也只能說占全國的5%吧，那浦東和世界比不是微乎其微了嗎？不過這也正好說明我們潛力還很大、責任還很大。所以，一定要站在地球儀邊上思考浦東的開發開放。
今天這一思想仍然需要，首先要知道世界形勢到什么樣了，只有外知世界、內知國情，才有方向，否則就會盲目。若世界上已經有的技術，你還要從頭做嗎？當別人都發展半導體、集成電路，我們的電子管還在初中階段，所以繼續把電子管做好？錯。我們要直接跟國際水平對接，現在仍舊應當這樣。
做到外知世界，就是要知道世界進步的方向，主動分析，有的要追隨，有的要拒絕，不能全部追隨，全盤吸收可能就會出錯，這是智慧。做到內知國情，就是要知道我們在什么基點上發展，差距在哪。
類似這樣的思考收獲，當年還有很多，我將其歸納為浦東開發開放的“軟成果”。
如果鄧小平同志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一棵大樹，那么現在浦東這個分枝上結了好多果實，其中“軟成果”就是浦東開發者們在經濟發展、社會進步、跨國合作、轉變政府職能等方面的那些思路和經驗。這些“軟成果”都是經過思考和實踐證明了的，很寶貴。
比如，浦東開發不只是項目開發、經濟開發，更是社會開發，是爭取社會的全面進步；浦東開發應當法規和規劃先行，金融、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產業先行；形態開發服從于經濟社會功能開發；惜土如金；精兵簡政，必須先簡政，后精兵；以一流黨建帶動一流開發；勤政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資環境……浦東的那些硬成果，數字、增益、投資產出比都很好查，唯有軟成果很難查，很容易丟，這其中是有哲學的。
今天，這些“軟成果”，多數可以賦予新的涵義。
